江苏靖江,临江而居,水土温润却养着一辈辈勤恳耐劳的庄稼人。黄卫华就生在这片普通的乡村土地上,在家中排行老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上头两个身强力壮的哥哥,三个温柔勤恳的姐姐,一大家子人挤在乡下的老瓦房里,日子清贫,却因读书的执念,比别家多了几分盼头。
黄家老爷子思想开明,是村里少见的认准“读书能改命”的长辈,一辈子扎根土地,吃尽了没文化的苦,便拼尽全力托着孩子们读书。
在那个大多家庭只求孩子认几个字、早早下地挣工分的七十年代,黄家的五个孩子全都读到了初中毕业,这在整个公社都是极其罕见的事。
可遗憾的是,黄卫华的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人念过高中。
这从来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也不是家里不愿供,而是被那个特殊年代的升学制度,硬生生拦住了去路。
文革时期,国内高中没有统考升学的说法,所有高中入学名额全部靠大队、公社领导层层推荐,名额稀少,优先分配给世代务农、家里无人识字的纯贫农家庭。
当时公社干部的原话,黄家人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辩驳的不公:你们家已经算高文化家庭了,五个初中生,占了不少读书名额,别人家三代文盲,该把高中机会让给苦人家。
一次次退让,一次次落空,哥哥姐姐们揣着读书的遗憾,或是下地务农,或是外出务工,把求学的念想彻底埋在了心底。
日子一年年熬过去,好不容易熬到黄家的推荐名额终于排上了号,全村人都以为老黄家总算能出个高中生了。
可天不遂人愿,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升学规则骤然突变,搁置多年的成绩考核重新被启用,推荐制度临时作废。
到手的机会凭空飞走,全家人的希望瞬间悬在了半空。
彼时年纪尚小的黄卫华,成了家里最后的希望。
二姐攥着他的胳膊,眼眶泛红,语气里满是殷切与不甘,字字句句都压着全家的期盼:“你是咱家最后一个读书的娃,你可得争气!一定要考上高中,替咱爸、替咱们全家争回这口气!”
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黄卫华身上,有期待,有忐忑,更有藏不住的委屈。
黄卫华没有辜负家人的期许,顶着巨大的压力埋头备考,最终顺利考上了高中,成了黄家第一个高中生。
他沉声道:“早该凭成绩考试入学了,若是早改制度,你们五个哥哥姐姐,个个都能稳稳上高中。”
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时代的无奈,也戳破了多年来让名额的委屈与不甘。
哥哥姐姐们纷纷点头,眼底满是恍然与怅然。
过往所有的不公与遗憾,终究只能咽进肚子里,藏在岁月里,慢慢冲淡。
那时候的高中教学模式和如今截然不同,没有文理分科,所有科目一概全学。
黄卫华就读的乡镇高中规模极小,全校仅有两个教学班,每个班级不到六十人,师资简陋、桌椅破旧,教室的土墙常年透着潮气。
课程只开设物理、化学、数学、政治四门,彻底砍掉了历史和地理。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主流论调下,人文类学科几乎彻底停滞,能保留基础理科与政治课程,已然是难得的光景。
而这份能够安稳坐在教室上课的机会,全都得益于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抓教育,整顿学风、恢复教学秩序,才让沉寂多年的校园有了生机。
诸多科目里,黄卫华唯独对数学情有独钟。
早在初中阶段,他就对数字、公式有着天生的敏感度,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解题思路与学习方法,不用死记硬背,就能举一反三。
升入高中后,他的班主任恰好是数学老师,为人勤恳、因材施教,格外欣赏踏实好学的黄卫华。
老师一次次的点拨、耐心的讲解、真心的鼓励,让黄卫华彻底痴迷上了数学,整日沉浸在演算解题的世界里。
校内每一次集中摸底测试、月考统考,黄卫华的数学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从未失手。
1974年,二十二岁的黄卫华顺利高中毕业。
可彼时高考尚未恢复,毕业生没有任何升学渠道,所有高中生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基层。
黄卫华本就是靖江农村本地人,无需远赴他乡插队,只能回归故土,参与家乡建设。
在那个年代,这种本土毕业回乡的学生,有个专属称谓,不算插队知青,美其名曰回乡知青。
回乡的那一刻,黄卫华已经做好了一辈子扎根土地、务农度日的准备。
当时大学招生完全依靠推荐制度,名额被牢牢把控,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触碰。
唯有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的子女,或是乡里公认的拔尖能人,才有资格争取稀缺的大学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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