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天文学

新加坡印象（第1页）

初到新加坡

唐朝的李德裕被贬往岭南时，曾感叹山水迢递，“鸟飞犹是半年程”。被贬到海南岛的苏东坡，也有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李白被贬往夜郎时，还没有走到，就遇赦了。而现在从北京到新加坡，只用6个小时就已到了。一切的羁旅行役、荒村野店、打尖喂马、以至假李逵的剪径，十字坡的馒头，都荡然无存了。现在的“旅游”，是既没有“旅”，也没有“游”。只有“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却既听不到两岸猿声，也感不到轻舟凌波了。人被装在一个大铁筒里，忽地一上，又忽地一下，就告诉你“到了”。我真怀疑这是航空公司的骗局，说不定只是在河北河南兜了一圈，就把你丢在什么驻马店、野三坡之类他们早已安排好的“托儿”的手中了。你如何能证明你已经“运动”了一万多里呢？

然而才从大铁筒里钻出来，却不免开始怀疑真是到了新加坡。下午在北京，穿得一寸多厚，还冷风透骨。而现在夜幕四周，却好像一个发烧到48度的黑衣女鬼，呼地一下扑上来，把你抱了个风雨不透。刚才在舷窗上俯瞰黑茫茫的大海上这一片玲珑璀燦的灯火时，觉得有冰镇龙眼般的清爽，谁知刚一照面，就来了“小热昏”。连忙钻进开着冷气的小铁盒子，一坐下汗珠就涌出了每一个毛孔。

小铁盒子沿着滨海公路无声地滑翔，灯火明亮却不银光耀眼。即使是巨厦林立之处，窗内的灯光也仿佛是透过池水照射出来的，含蓄、温柔，保持着一种朦胧。路边是茂密的绿壁，有的像朱自清说的“蓊蓊郁郁”的，有的则是娉娉婷婷的。林院长指给我看远处的集装箱码头，说它已经超过了荷兰的鹿特丹，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却看不见码头上有什么“繁忙”景象。后来我几次在白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那码头仍是静静的。我想起一段京剧：“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一一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可惜竟然看不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从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还是毒蛇猛兽环伺，淤泥瘴气遍布的小渔村，今天居然“大跃进”到这般“吞金吐银不闻声”的程度。小小的弹丸之国，经常以教训的口吻批评和指导周边的几个大国，实在令人不得不肃然相看。

“不闻声”是初到新加坡的明显感觉，“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类词是新加坡人比较费解的。马路上人很少，远近散置着几个，好像山水画里的点缀。即使在最繁华的乌节路，也绝不能望中国的南京路、王府井之项背。顾客密度之小使人怀疑这些商场能否维持。而最新国际统计数字表明，尽管遭受金融危机，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并远远超过位居第三的香港。路上无闲人，地铁中毫不拥挤，300万人在哪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人人忙碌着。一位妇女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去补习华文，下午在自己的公司工作到深夜。只要有空着的时间，不是兼职就是补习。在新加坡两个月，不但找不到聊天的人，也找不到打牌、下棋的人。在两次公共假期里，我看到人们在游泳池，游戏房，溜冰场那么开心地玩，不禁感触良多。

这么热的天，这么忙的人。虽然看不见，但真的是“热火朝天”。

牛车水

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地处市中心，据说因过去“用牛车运水”而得名。这里没有高层建筑，街边一排排旧式的广东、福建风格的二三层木楼，上圆下方的门和长窗，线条琐细，漆得五颜六色，使人想象会有穿着宽爽花边衣裤的闺中小姐，盘头赤足推开窗来，手执一柄团扇，静静地消闲那“吴牛喘月”。不过现在的这些房屋，多是店铺，什么“永昌金铺”、“安昌金铺”，同一行业往往集中在一起。这里也是新加坡汉字最集中的地方，从写满了英文的街区来到这里，满眼的汉字牌匾不是唤起你故国之思，而是透出一股浓浓的“异国情调”。对于西方人来说，这里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更像“中国”。店铺的货架上摆着号码不同的“金莲”绣鞋，从三寸的到六七寸的都有。一位身材高挑的洋妞拿起一只小鞋，弯腰去试她的玉足，结果只进去一个拇趾。她的男友哈哈大笑着买下了这双“水晶鞋”。此外还有旗抱，刺绣马甲，官靴，对襟马褂以至朝服龙袍，许多都是戏台上的行头略加简化，就作为日常服饰在这里代表着“中国文化”。洋鬼子离去时，撑着油纸伞，顶着瓜皮帽，提着大烟枪，嚼着灶瓜糖，就可以回到他的祖国替中国人“弘扬传统文化”了。

专门的文物古玩店也不少。屋内摆满了真真假假的明清家具。新漆的乌光明净，做旧的龟裂斑驳。三四十年代的水粉美人画和招贴广告也颇能令人驻足。另有一大宗是文革文物，毛主席塑像、像章，各类宣传画，《红旗》杂志、连环画、邮票等。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与释迦牟尼的金像，密宗的“欢喜佛”像并列在一起，标价也差不多。店主手执拂尘，在那里“时时勤拂拭”，墙上却挂着一幅字“和气生财”。

牛车水是新加坡物价低廉之所，主要原因大概是地价和屋价。牛车水大厦是个综合商场，商品档次和陈列明显不如其他市区。地下一层是鱼肉果菜市场，虽有人不断冲洗地面，仍不免气味浓郁，地上血水奔流。那些赤膊提刀，满身汗污的摊主，让人可以想象早期华人开拓这片土地的艰辛。

这一带还有不少中国餐馆，除了“潮州糜”、“海南鸡”之类的南方菜外，也有“北京烤鸭”、“西安水饺”、“沪菜正宗”等。这一圈还有不少寺庙，佛的、道的、伊斯兰的、印度的。尤其那座印度庙，绘画精美鲜艳。新加坡的庙很多是四面通风的，只用矮墙围起，不像中国的庙，一进大雄宝殿，就觉得阴森森的。

在寺庙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旧货“跳蚤”市场。有旧相机、旧相片、旧唱片、旧磁带、旧佛像、旧书报，甚至有个老头在卖半个世纪以前父亲写给他的一捆信。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牛车水”。

新加坡的华文诗人常以牛车水为创作题材。而今日的牛车水，从整体上说，是为满足旅游者的“东方奇观”欲而制造的一件工艺品。真正的东方文化，真正的“华人传统”，这里与新加坡其他地方并无什么差别。

我在课堂上特意让学生读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武吉知马

学生要带我们去爬山。我微感惊异：新加坡有“山”么？学生察觉，愧赧地说：“不是山，是丘，小丘。”我想起我的祖宗孔丘，想起孔丘“登东山而小鲁”。那就姑且一登，看看新加坡能不能一“小”。

要登的山叫武吉知马（Rukit，Timan），据说是新加坡最高峰。问他们海拔多少，他们都不知道，似乎大多数新加坡人都禁不起连问两个问题。还是到了山脚下，寻到一块铜牌，才知此山海拔150米左右。我不禁兴致疲软。当年号称天下险的西岳华山，我和两位师弟在后半夜只用4个小时就上去了。海拔3500多米的巍巍峨眉，也只一个白天就上去了，夜里还是回到山下睡的觉。至于北京的香山、八达岭之类，哪年不去蹂躏几回？这海拔150，还不是三步两步走泥丸？然而学生很认真，披挂严整，还要饱餐战饭。山脚下的人们都显出很兴奋的样子，一块平地上，一群着装统一的男女在跟着老师练太极。我又仔细看了碑文，才知此山是当年联军抵抗曰军攻入市区的最后一个要塞。然而日军夜里进攻，天明之前就拿下了此山。我不禁又一次感叹：英国人真废物。对我的这一观点，新加坡人均表赞同。但他们对此山的历史掌故却并不知晓，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假日健身的好去处。学生们特意请来一位妇女做向导，她和一些朋友，每个礼拜天都来爬一次。所以向我们保证说绝不会迷路。她一再告诫我们不可轻视此山，说是要爬两个小时，还说有一群中国游客自称爬过黄山而看不起武吉知马，结果爬到“要命坡”就有人昏过去了。闻此言不禁好奇，此山抬头望去，跟一座大坟也无甚区别，竟然还有什么“要命坡”，大不了也就像香山的“鬼见愁”一样，吹个牛玩玩的。闲话少说，开爬吧。

一开爬才知道，不是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向上走，而是从柏油路旁插下去，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穿行。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好像故意为了增加难度而不进行修整。估计已经登高了几十米，心想再过10分钟足可到顶，不料路又开始向下，向下，下到比出发点还要低。就这样上上下下，左曲右盘，走了一个小时还在林莽中乱转。本来就是30多度的高温，加上丛林间密不透风，后背便湿成了一片。我于是悟出，山不在高，“艰险”是可以人为制造的，这样转下去，犹如怪莽盘山，走上一天也是可能的。同时就想到，这样有利的地势和环境，靠打游击也能坚持一个礼拜，英军却几个小时便投降了。是英国人怕死？如果打到泰晤士河会这样么？说到底，殖民地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园，不值得为保卫它多送人命。英军在香港和南洋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命坡”终于到了。原来这是一条坡度很陡的石谷，两旁是绿壁般的参天密林，中间是积着烂叶的乱石，石上还流着些水。人只能在石间费劲地寻找落足点，有较长的一段还真必须用上四肢去“爬”。汗湿透了全身，心跳也加剧，需要大口喘气，颇有爬名山峻岭的感觉。然而稍坚持一下，便跃上坡顶。在凉亭小憩时，我发现腿并不累，便悟出了“要命坡”的奥秘。原来此坡虽陆峭一些，但并不出奇，关键在于这一段密林、深谷、烂叶，造成一个空气稀薄的“低气压小空间”，所以身体不累而呼吸困难。—般爬过大山的人，怀着轻敌思想，一路疾走，先在高温密林中消耗了许多体力，到“要命坡”时，再奋力蛮登，结果就容易因缺氧而晕倒。这就是“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小河沟里却翻了船”的道理。我不禁觉得武吉知马有点意思，想起自己的座右铭：“遇大敌须勇，遇小敌须怯”，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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