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个与视角有关的问题,你离过去越远,它就显得越发具体可信——但当你朝现在逼近时,它不可避免地似乎越来越不可信。设想你是在一个大电影院里,起初坐在后排,然后一排一排渐渐往前移,最后你的鼻子几乎接触到银幕。影星的面孔渐渐化成了跳动的光点,微小的东西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幻象消失了——或者不如说,事情变得很清楚,幻象本身就是真实……我们已经从一九一五年讲到一九五六年,因此离银幕已经相当近了……还是不要再用比喻了,我还要将我那个难以置信的话重说一遍,那就是,在洗衣箱里那次奇怪的事件之后,我成了广播电台一类的东西,说这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害臊的。
……但今天,我给搞糊涂了。博多还没有回来——我是不是该去报警呢?她是不是已经到失踪人员名单上面去了呢?——由于她不在,我的信心分崩离析了。就连我的鼻子也在同我捣蛋——白天,当我漫步在由一群手臂上汗毛很重、强壮能干的女工照管的酱缸之间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分辨不出柠檬和酸橙气味有什么区别。女工们手掩嘴巴咯咯地笑着,她们寻思:这位可怜的老爷遇上什么事了?——肯定不会是爱情吧?……博多不在了,裂缝遍布我全身,从我肚脐向四周散开,就像蜘蛛网一样。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点糊涂自然是情有可原的。在将我写的东西再看一遍时,我发现时间上有个错误,上面写到的圣雄甘地遇刺的日期搞错了。但我现在还无法说清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究竟怎样,在我的印度,甘地死去的日子还会搞错。
一个错误是不是会将整篇东西的真实性毁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不顾一切地追求人生的意义,因此到了颠倒是非的地步——只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中心的地位,我才来重写我那个时代的历史呢?今天,我糊里糊涂,对此无法加以判断。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别人去判断吧!对我来说,没有回头路可走,我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一定得做完,即使我完成的东西最后不可避免地同我开始写的并不一样也在所不惜……
YeAkashvanihai.这里是全印广播电台。
在到热得要命的大街上附近一家伊朗咖啡馆吃了一顿快餐之后,我回来坐到活动台灯下面,同我为伴的只有一台廉价的晶体管收音机。夜里很热,热得像是要沸腾的空气中充满了寂静下来的酱缸的气味,久久不肯散去。黑暗中传来了声音。酱菜的气味在灼热的空气中叫人透不过气来,它又激起了回忆的劲头来,使现在与那时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显得更加突出……那时天很热,现在天也很热(热得不是时候)。那时和现在一样,也有人在黑夜里醒着,听到那些说话声,却不见其人。那时和现在一样,一个耳朵聋掉了。恐惧在炎热中变得越发强烈……可怕的并不是那些声音(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都一样)。他,那时还很小的萨里姆,想起一件事就害怕——那就是他的父母大发雷霆,结果是从此不再爱他。还有即使他们逐渐相信他的话,他们也会把他这种天赋看成是一种可耻的生理缺陷……而我,现在没有了博多,将这些话在黑暗中诉说出来,也害怕没有人相信。他和我,我和他……我不再具有他的天赋,他从来就没有我的天赋。有时候,他几乎就像是个陌生人……他身上没有裂缝,在炎热中没有蜘蛛网遍布他的全身。
博多是会相信我的,可是博多又不在。那时和现在一样,也饿肚子。但情况不同,那时是因为受处罚不准吃饭,而现在呢是给我烧饭的人跑掉了。
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不同。那时,那些声音并没有通过晶体管的振荡传到我耳边(在我们这个地区,自从实行那个臭名昭著的奖励办法——即凡接受绝育手术的即可免费获得晶体管收音机一台——以来,晶体管收音机始终是无法生育的象征。那种叽叽呱呱的机器就代表了男人在剪刀剪断和结扎之前阳痿的事)……那时,将近九岁的孩子半夜里睡在床上,并不需要机器。
既有不同但又相似的是,炎热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微微发亮的热雾,那时有,现在也有,它使他当时那段时间变得一片模糊,融入我的时间当中……而我的这种糊涂状态又越过热浪,也成为他的心态。
在炎热之中什么东西生长得最好呢?是甘蔗、椰子和几种粟子。例如:珍珠粟、龙爪稷和高粱还有亚麻籽,以及(如果有水的话)茶叶和水稻。我们这片炎热的土地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棉花产地——至少,这是我在地理上学到的。那时教我们的是眼神疯疯癫癫的艾米尔·扎加罗先生,墙上挂的镜框里还有个目光严峻的西班牙征服者。但是热带夏天也出产一些奇怪的果实,带有异国情调的想象力之花蓬勃开放,使沉闷的令人汗如雨下的夜晚充满了麝香一般的香气,这又使人做起了满怀不满的暗黑的迷梦……那时就同现在一样,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语言问题游行示威的人要求按照不同的语言将孟买一分为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梦想在某些游行队伍的前面开道,古吉拉特邦的幻影将另一队领向前进。咬啮着心灵中幻想与现实的分界线的热度,使得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午睡过后半睡半醒的混乱状态使人的脑子糊涂了,空气中黏糊糊的,充满了激起的欲望。
在炎热之中生长得最好的,是幻想、非理性和欲望。
在一九五六年,那时,白天大街上为语言进行着雄赳赳的示威游行。在夜里,语言在我的脑海里造反了。“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
该来谈一谈说话声的事了。
要是博多在这儿就好了……
自然,在大天使那桩事情上我是弄错了。我父亲的手——模仿着(是有意还是无意?)另一个曾经劈面对他打了一巴掌的脱离身体的手,猛力扇了我个耳光——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裨益,它促使我重新考虑我原来那种模仿先知的立场,并且最终改弦更张了。就在我丢人现眼的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再也不肯开口了,尽管“铜猴儿”不断地烦扰我。蓝色房间里全是她的声音:“你干吗这样啊,萨里姆?你一向都乖得很的啦?”……我还是不理她,最后她没趣地睡着了,嘴巴还不出声地在动着。我独个儿回想起白天的事,父亲的耳光还在我左耳边嗡嗡响着,对我低声说:“既不是米迦勒,也不是安那埃尔;也不是加百列;更不是卡西埃尔、萨切埃尔和撒马埃尔!大天使再也不会跟凡人说话了,宣读早在多年前就在阿拉伯完成了,最后一名先知只有在宣布末日审判时才会来。”那天夜里,我明白了我脑袋里的说话声远远超过了各级天使的数目,我不无宽慰地得出了结论,即归根到底我并不是被挑选出来主持世界末日的来临的。听到的声音根本不战战兢兢,结果证明同尘土一样平平常常,多得数也数不清。
那么,是通灵术,你老是在内容耸人听闻的杂志上读到的那种东西。但我要请你耐心一些——稍等一等,只是等一下。是通灵术,但还不只是通灵术。请不要太轻易地把我一笔勾销。
那么,是通灵术,是所有那些所谓熙熙攘攘的民众的内心独白,来自类似群体和阶层的内心独白,在我的脑海里推推搡搡地争夺一席之地。一开始,在我只满足于当听众时——在我开始表演之前,语言是个问题。各种声音七嘴八舌,从马拉雅拉姆语到那加语,从纯净的勒克瑙乌尔都语到南方含糊的泰米尔语应有尽有。对在我脑壳里面七嘴八舌说的话,我只懂得一点儿。只是到了后来,在我开始调查研究之后,我才明白,在表层传送的内容(我原先理解的也就是这种最浅显明白的东西)下面,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了,代替它的是一种人们普遍理解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远远胜过了语言……但这是在我越过脑海中乱七八糟的多种语言、听到了其他那些宝贵的信号之后的事,这些信号与其他一切完全不同,它们中大多数模糊而遥远,就像是远处的鼓声不断地敲着,终于透过我脑海中鱼市场一样热闹的说话声响了起来……这些夜间来到的秘密呼唤,就像是大声呼喊要……午夜之子的无意识的灯塔,指明的只是他们的存在,传送的只有简单一个字:“我”。从远处到北方,“我”,到南方、东方、西方,都是“我”“我”“还有我”。
不过我自己得一步步地来。一开始,在我取得突破,达到比通灵术更高的层次之前,我只满足于倾听而已。很快,我就能够对我内心的耳朵进行“调谐”,来倾听那些我能够理解的声音。不久之后,我就能从这乱成一团的声音当中挑出我家里人以及玛丽·佩雷拉的声音,还有朋友、同学、老师的声音来。在大街上,我学会了如何来区分迎面走过的陌生人的内心独白——多普勒频移的规律在这些超自然的领域仍然发挥其作用。陌生人在我身边走过时,声音先是越来越强,接着又越来越弱。
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对任何人讲。每天我左面(或者说晦气的那一面)耳朵都嗡嗡作响,使我时时记住父亲的怒气,我自然分外当心不能让我的右耳再出毛病,因此我嘴唇闭得紧紧的。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要藏起心中的秘密是难而又难的。但幸运的是,就像我急于隐藏真相一般,我最亲近的人也急于忘记我那次真情的迸发。
“噢,萨里姆啊!你昨天竟然会说那些话!真丢人呀,孩子,你最好去用肥皂把自己的嘴巴洗一下!”……在我丢人现眼之后第二天早晨,玛丽·佩雷拉(她气得浑身发抖,就像她做的一种果冻一样)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彻底改过自新的主意。我悔过似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说,走进浴室里,就当着满脸诧异的保姆和“铜猴儿”的面,用牙刷蘸了气味辛辣难闻的焦油肥皂,将我的牙齿舌头上颌牙龈刷了一遍。玛丽和“铜猴儿”立即就把我这一戏剧性的悔过自新的举动传遍全家。我母亲拥抱了我,说道:“够了,好孩子,那件事从此就过去了。”阿赫穆德·西奈在用早餐桌时点着头,粗声说:“这孩子还行,至少能够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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